一九七二年，我上初一。说起来真是时乖命蹇，文革的第一年我开始上小学，高中毕业那一年文革也随之结束。让中国灰暗蒙羞的十年，正是我知识的花胎暗结、含苞待放的十年，那种伤害是巨大的、损失是无法弥补的。
小学二年级，已是停课闹革命，红布包里装着红语录本，斜跨腰间，小鹿一样到处乱跑，为着自己的机敏和乖巧而发狂，自由自在的倒也觉得很快乐，唯一被要求的是跟着大人读语录书、唱语录歌。小孩子记性好，老三篇可以倒背如流，把大人都比下去了，小小的虚荣心很是满足。
少不更事，只知贪玩，大人就有些急，说这样会耽误孩子的。两年后，开始复课，情况一点一点好起来。
初一这一年，是我十年学生生涯中感觉最好的一年。那一年，课程设置比较齐全，教学管理规范，老师的水平也很高。说来难以令人置信，一个小小乡村中学，竟然名师荟萃，有着一批中大、暨大、华师毕业的老师，更难得的是，他们都很敬业。课堂上常有提问，展示优秀作业，学校还经常在专栏里张贴优秀考试卷，校园里学习气氛逐渐浓郁起来，像沐浴着阳光雨露的春苗，同学们在茁壮的成长。
那时，学校有学农基地，种有一些经济作物，另外，每个班级都有一块菜地，每周安排两节劳动课，课外活动时间也安排一些同学参加劳动。我们对老师安排的劳动任务都能愉快地接受并努力完成，里面满满是好奇、好胜之心，还有争宠之心。
可以说，这一年学校的教育是真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这种愉快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
一天下午，校长带回两棵甘蔗，又壮又高，让我们去参观。在学校办公室前，望着有三、四米高的甘蔗，同学们一脸惊讶，啧啧称奇。但大家都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两棵高过屋脊的甘蔗，刺破了我们这些少年书生知识的天空，带来无穷无尽的厄运。
校长说，旧的教育制度已经被打破，现在是开门办学，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我们也要种高产甘蔗。自此，学校迎来了开门办学时代。
甘蔗的种植严格按照规范进行，先开挖深、宽各60公分的地沟，然后在最底层铺一层土杂肥，再铺一层绿肥，又铺一层农家肥，最后填上表土，蔗苗是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。这样种出来的甘蔗长势很好，产量高。现在看来，这其实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，只不过是不计成本堆出来的高产。
学校那点地是远远不够的，为了解决种植用地，校长领着我们开荒。先是在学校旁边一个叫大观岭的地方，那是一个荒冢成堆的小山岗，在锄头和铁钎下，一个个荒坟被掘开，头盖骨满地乱滚，大人们见了，说这样会招致厄运，遭受报应。学生却不相信这一套，只用两三个周的时间，就平整出二十亩地。接下来校长又领着我们到加朗村旁，在这里，要砍伐环村的树林，这招致村民的强烈反对，双方僵持了好几天，在政治高压下，最后还是农民做了让步。这一片还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树林，在我们的刀斧之下被砍伐、烧毁，变成了五六十亩的甘蔗地。
那两年，我们一共开垦了一百多亩荒地，虽然离学校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但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。
甘蔗的种植、管理和收获，整个过程都是很辛苦的。烈日下一身汗，风雨中一身泥，一年四季、寒来暑往，为着开门办学的丰硕成果，我们这些学生以超人的坚忍默默地奉献。黝黑的面容、满手的老茧，满头大汗、一身尘土，戴着草帽、趿着拖鞋，这那里是中学生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农民。
最让我们心中没底而犯难的，是学校安排的积肥任务。绿肥和农家肥是最好的肥料，在有限的地面，几百个学生一齐出动，犹如密匝匝的蝗群掠过，充作绿肥的植物早被吞噬一空;也像遍地的屎壳郎在穿行，在视线所及，找不到一堆牛粪。有的同学只好采用笨方法，烈日的树荫下，守着牛睡午觉，等待牛醒后排放的那一堆粪便，用簸箕接住，挑到学校后还冒着热气。有时，眼看上学的时间快到了，等待的结果还没有出现，便将牛赶起来绕圈子，直到它将粪便排出来，说起来真的有点不近情理。个别同学实在没办法了，情急之下，直接到生产队粪池里挑，人家告到学校，老师批评了，并没有形成多少羞愧的道德压力。偷粪不是偷，与读书人偷书不是偷大概是一个道理。
除了学校里的劳动，我们还经常参加县里和公社里组织的所谓的“大会战”劳动。那时，兴修水利、平整土地、修造梯田、改造农田、架桥修路，动辄组织“大会战”，而且总有学生的任务。
参加雷公滩会战劳动时，我们住在木色村，离工地有五公里。那时已是冬季，寒风中下着绵绵细雨，我们挤着睡在潮湿的地上，草席下只垫一层薄薄的稻草。早上4点多钟被喊起床，草草吃过早餐就摸黑往工地赶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到处都是人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工地时，天刚蒙蒙亮，而下午收工后往回赶时，天已摸黑。任务很繁重，时间又很紧迫，在校长和老师的鼓动下，我们拼着命去干，一个个筋疲力尽，苦不堪言。一天下午，中间休息时，我走到一个角落里，靠着一棵树，静静地一个人坐着。对面那座山高入云端，半山腰的缓坡上有一片草地，旁边是几间农舍，雨后的斜阳给那块草地染上一片金黄，农舍上空的袅袅炊烟在我心里升腾起无限的向往，我有一种幻觉，幸福就在那遥远的地方。
两年里，县里组织的“大会战”劳动，我两次上雷公滩，去过洪涛坡，去过枫木洋，去过光明洋，公社组织的“会战”劳动就更多了。此外，农忙季节的劳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上高一之前，暑假里县里组织学生参加洪涛坡“会战”劳动，此时，我已厌烦了学校里没完没了的劳动，产生了弃学的念头，只是潜意识里的不甘心让我坚持了下来。
这时的学校教育，劳动为主，读书为辅，劳动天天干，上课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上到哪是哪。在学校里，基本上每天都是上午上课，下午劳动，上午在课堂上，免不了要小结昨天劳动的情况，表扬先进，批评落后和消极现象，然后就是布置新的劳动任务，学生的心思并不在学习上，而是关心和讨论如何去完成下午的劳动任务。我家离学校不过一里地，老师经常要我负责一头牛或者负责犁、耙等农具，我因此省去了好些劳动任务，却增加了同生产队长打交道的麻烦。
课堂教学没有统一的课程要求，没有作业，没有考试，加上读书无用论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，教师无心教，学生无心学。学科学习不重视基础知识，不要求知识体系的全面掌握和逻辑能力的培养，而是片面强调学以致用、活学活用。语文课主要是学写歌颂的文章和批判的文章，也不讲什么技巧，只是将一些流行的词句胡乱堆砌;数学课学的最多的测量方面的知识，如土地的面积、土方的体积等;物理课不讲力学，不讲电学，不知从哪里借来一部破旧手扶拖拉机，整天围着讲柴油机工作原理，什么一冲程、二冲程的;化学课不讲分子式，不讲化合与分解，而是讲什么腐植酸，老师领着我们到处挖田泥、搞肥料;生物课不讲细胞，不讲新陈代谢，而是讲怎么种甘蔗，怎么种瓜菜。至于英语课，因为河南马振扶公社事件早就停开了，高中读完，26个字母都记不全，只念经般记得一句：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”（毛主席万岁）。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知识，说是中学生，其实小学水平也没有。
在当时，所谓的新生事物大行其道，学校里，新生事物也是层出不穷，特色班是其中之一，有建筑木工班、家禽家畜饲养班、农业科学种植班，我所在的班级则被办成“红医班”，英语老师改行教医学，无非是领着我们野地里到处跑，辨认中草药，还挖回一些种在苗圃里，再就是刻印一些中医汤药的歌诀，让我们糊里糊涂地天天背。其实我们不懂药理、不懂把脉、不会诊病，什么都不懂，一个学期后，老师竟然带着我们到国营南方农场进行实习。记得在学习打针时，有一个同学针扎进去了，手却哆嗦不停，将针头都拉弯，病人痛得哇哇叫，过两天，那个病人跟我们说，要不是因为自己出身成分不好，早跟他们闹了。高中毕业到现在，班里没有一个同学行医，这是对“红医班”极大的讽刺。
一九七六年六月底，浑浑噩噩中高中毕业了，没有兴奋、没有期待、也没有迷茫，只有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的感觉。
三个月后，传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宣告结束。惊雷震震，甘霖将至，可是我的花期已过，唯有轻声叹息，徒生伤悲。
2012-02-22
